作者：李宜航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山东考察时说：“我国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丰富历史画卷。领导干部要多读一点历史，从历史中汲取更多精神营养。”
多读一点历史，是大有好处的呀。政论家阿克顿说，历史是彷徨者的向导；诗人雨果讲，历史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思想家雷蒙·阿隆认为：历史是为生活服务的，它提供范例，评价过去，或者把目前这个时刻安放到生成——演变中去；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直抒胸臆：历史是国家和人类的传记……读史，“是医治心灵疾病的良药”“给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它所激起的热情”。任继愈先生概括过：不论当什么家，有了必要的历史知识，有百益而无一害。
我喜欢读史书，二三十年没间断过。以前都是到书店选购，一去就是大半天，这几年主要从网上买，很方便。特别是上网淘旧书，简直是最美妙的享受——几十年来心心念念的书，原本没抱着邂逅的奢望，结果忽然间买到了，能不心花怒放？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炬火，旺炽或者羸弱，取决于自备的柴草。老实说，读史的日子里，我最大的体味是“从心虚到虚心”。这不是讨巧之语，也不是过谦的话，是“泪找到了眼睛”般的感受。
读史之前，或读史少时，的确是很心虚的——
心虚于“粗有一知片解”。路是走过不少的，二十年前就登临珠峰大本营，见识了什么叫“云天深处，伴星辰，俯首千峰”；书也读了一些，古今中外都有涉猎，还写过一点学习心得；事也经历了许多，侧耳过庙堂之高，驻足于江湖之远……但不客气地说，都是挈瓶之知、汉人煮箦。说起什么，都知道一点，实际上稀松得很，不成体系，少有定见。如果有人轻轻一戳，便会露出皮囊下的寒腹短识来。比如，对党史是很有谈兴的，但也多为人云亦云，“二把刀、半桶水、夹生饭”。像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五个重大争议问题——大革命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遵义会议是否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抗战中国共两党的地位与作用究竟如何？怎样评价土地改革及土地改革运动？如何正确看待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误？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说不出个子丑寅卯。大概，很类同于胡适先生刻画的“差不多先生”：他有一双眼睛，但看的不很清楚；有两只耳朵，但听的不很分明；有鼻子和嘴，但他对于气味和口味都不很讲究……
心虚于“用学术讲政治”。在解决“挨打、挨饿、挨骂”中的“挨骂”问题时，在面对思想舆论领域的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时，在净化数字时代的“杂音、噪音、变音”时，常常感到力不从心，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其实就是没有掌握“用学术讲政治”这个好方法。“用学术讲政治”，就能讲出“所以然”，说出规律性，有学术框架，具学理分析，会令人信服。而用文件解读文件，用讲话覆盖讲话，动辄一二三四五六七，习惯于搬弄一大堆陈谷子烂芝麻，实际上并没有解开思绪的乱麻，并没有识破似是而非的诡辩，并没有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就不是“用学术讲政治”。中央党校王东京副校长曾举例说，比如五大新发展理念中的“开放发展”，如果只是讲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不是用学术讲政治。但如果把“开放发展”转换为全球化背景下怎样参与国际分工，经济学就提供了大量的分析框架，就可用这些分析框架来讲“开放发展”。他还指出了学理框架的最重要来源：马列经典著作。这让我一下子找到了病根儿：马列主义“老祖宗”拜读得太少，还不会用马克思主义的“道”来阐释社会主义的“理”！
心虚于“梦里行路千里”。列宁说：“一打口号，不如一个行动”。马克思17岁就在毕业论文中立下了宏愿：”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从此，他全部的热情倾注于行动，拼命的行动，“是胸怀崇高理想、为人类解放不懈奋斗的一生；是不畏艰难险阻、为追求真理而勇攀思想高峰的一生；是为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而不息战斗的一生”。而我们呢？梦里行了千里路，醒来还是在床上；“不展同云志，空负八尺躯”；像石头一样总是下落，而不是如火一般往上升腾。为什么会失语、失踪、失声？为什么要当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归根结底，还是读史少，没有建立起强大的学理支撑，没有十足的精神动力，理想信念还要进一步坚定。我也曾把思格斯的话当作座右铭——“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动，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上是怎样一个人”，只是还没有把有力的理由化成有力的行动。
心虚，开始更发奋地读史。读史的日色变得很慢，散步、吃茶、呼吸都慢，连风儿也轻轻，轻轻披上夜色。就这样，读过的史书摞成了“大个子”，宽大的书房变得逼仄，眼镜更换的速率加码……这个时候，再看世界，再观人生，再说从前，再评介周遭，都不同了。最明显的，是看得长了，虚心了，不再张牙舞爪，更少了许多轻狂。因为开始明白，在岁月的藤蔓上，自己的识见不过是一叶一脉，一花一草；历史这本厚重的大书，自己才读了可怜的几个章节。
虚心于“半条被子的初心”。我们都有过很单纯、很干净的初心啊，都有过很远大、很纯粹的理想啊，都有过忘我的青春奋斗啊。不承认这一点，就没有办法解释自己每天工作18个小时的拼命，就没有办法解释自己“按下的快进键、跑出的加速度、腾挪的新空间”。那时，哪有什么计较、畏惧、犹疑？那时，心里烧着一团火啊，一团为民请命、为时代鼓与呼的火啊。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讲究”了，热衷“研究研究”了……直到有一天，看到“半条被子”的历史记忆，才心都化了。那是1934年11月，红军长征路过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位女战士借宿在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女红军将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了老人。老人临终时嘱托儿孙要永远跟着共产党，“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虚心于“一记耳光的回响”。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开始安逸，艰苦奋斗的劲儿提不起来了，“坐看云卷云舒，任凭花开花落”的自我安慰倒来得欢实。有一天，读到发生在家乡隔壁县的一件往事——1980年，山东菏泽地委书记周振兴到曹县韩集乡红三村看望83岁的老共产党员伊巧云。为革命，伊巧云牺牲了丈夫和三个孩子，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物件和陪送嫁妆，当过杨得志将军的房东，为将士们一天做过九顿饭。被问到还有什么要求时，老人犹豫了一下说，“就是想吃半碗肥中带瘦的猪肉。”在随后的县委汇报会上，周振兴含着泪讲：“伊巧云老人生重病了，竟吃不上半碗肥中带瘦的肉。同志们，我们还有脸当他们的书记吗？”说着，他突然抬手扇了自己一个耳光，“我们这些大大小小书记的脸还叫脸吗”？每每忆起这个掌故，耳光都仿佛打在自己脸上：有什么资格懈怠？有什么理由不奋力前行？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就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
虚心于“两个必然的真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作出的科学预言。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又提出了“两个决不会”：“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也就是说，“两个决不会”是“两个必然”实现的时间和条件。对此，从智识、情理上是理解的，也是积极宣传、实践的。但每当目睹资本主义通过不断调整，阶级矛盾变得没那么突出，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方面有了新发展时，内心还是有点纠结的——资本主义不是被判死刑了吗？怎么不仅“垂而未死”还反倒活得这么潇洒？还是读共运史让人清醒了，其实哲学家马尔库塞早就坦率地指出过：“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卡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由是，我明白了：新变化只是表明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这些矛盾并没有也决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得到根本解决！
……
从心虚，到虚心，是一种成长，甚至是一种必然。真的，读史多的人，身上慢慢会有光。心地光明、襟怀宽放是一方面，发现真理、坚定信仰也是一方面。如是，请一起来，遨游史海！
（作者李宜航，系中央党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研修班〈第1期〉学员，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党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羊城晚报社副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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