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国际引资竞争日趋激烈，国内要素成本全面上升，加之贸易投资的外部环境复杂多变，我国更好吸引和利用外资面临挑战。但也要看到，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吸引外资的综合优势十分突出，这将使我国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继续保持吸引外资的优势地位。在此背景下，准确判断当前形势、认清自身优势、有效调整利用外资的相关政策，对我国更好发挥吸引外资的综合优势、提高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吸引外资的综合优势日益显著
连续多年，我国吸收外资的规模都居世界前列。特别是“十三五”以来，我国实现了利用外资规模和质量效益的同步提升。2018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349.7亿美元，同比增长3%;截至2018年底，我国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约96万家，累计实际使用外资超过2.1万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创造了我国近四分之一的工业产值、七分之一的城镇就业和五分之一的税收收入。这些数据都反映出外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显著，在扩大贸易、优化结构、增加财政收入、扩大就业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说明我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依然不减。
上述情况同样表明，虽然以劳动力、土地、资源等要素低成本为主的传统优势正在逐步弱化，但我国吸引和利用外资新的竞争优势已经形成，即以产业、市场、人才、技术、设施、资本、空间、生态等为内容的多维度、综合性的优势。这使我国在新一轮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国际产业转移中吸引跨国投资更具竞争力，有利于我国继续扩大引资规模、集聚全球高端要素、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综合效益。
我国吸引外资的综合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产业体系完整，配套优势明显。我国服务业一直保持较快增长，服务业增加值的占比持续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同时，我国具有完整的制造业体系。这是任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具备的独特优势。我国是几乎所有商品生产的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制造业占全球总产量约为20%，有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从全球价值链分工来看，我国已经越过贴牌生产的阶段，越来越多的中间品生产、研发设计在我国进行，许多行业已经形成了全产业链布局，尤其是我国在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二是我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将为外商投资带来巨大的市场利益。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约占全球奢侈品市场的三分之一、占全球纺织品和服装消费的40%，汽车销售比整个欧洲多40%。规模巨大的消费市场已经成为我国吸引和利用外资的重要优势。
三是技术创新水平不断跃升，高素质人才数量位居世界前列。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创新大国，2018年授权发明专利43.2万件、实用新型专利147.9万件、外观设计专利53.6万件;全国共有具有大学教育程度人口约2亿人。这些都将为知识技术密集型外商投资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力资源保障。
四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我国基础设施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3.1万公里，其中高铁营业里程2.9万公里以上;公路总里程484.6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里程14.26万公里;内河航道通航里程12.71万公里，港口拥有生产用码头泊位23919个;颁证民用航空机场达235个。
五是营商环境日益改善，为外商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提供了有利条件。近年来，我国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不断完善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加快“放管服”改革，提高行政效能，放宽金融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尤其是实现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颁布《外商投资法》，使外商投资的法制环境和市场环境不断优化。
六是区域间的要素禀赋各具比较优势、产业各具特色。随着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禀赋仍具优势，与东部地区形成梯度、互补和融合发展态势，投资潜能巨大。这为外商投资对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布局提供了巨大空间。
有效提升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
推动利用外资由规模速度型向综合效益型转变，使之更好服务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更有利于我国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更有利于我国全面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是未来我国利用外资战略调整的目标指向。主要思路是，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引领，实现从扩大引资规模向更好引进高端要素转变，更好利用外资搭载的新业态、新模式，以及领军人才、国际化经营管理理念和全球市场网络等先进要素，加快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动我国企业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体系;通过发挥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带动作用，构建开放合作的全球创新链体系，促进我国创新能力大幅提升;通过发挥外资的竞争效应，促进我国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通过不断扩大市场开放、适应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优化对外开放总体布局。
第一，把利用外资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紧密结合。通过利用外资提升我国的全球制造能力和全球服务能力，需继续鼓励外商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尤其要以推动生产性服务和新兴服务领域开放为重点，优化外资结构，通过提高产业开放层次和水平，提升服务业的发展质量和国际化水平，推动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发展;需继续引导跨国公司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利用加工贸易所创造的产业链优势，吸引外商投资研发、设计、金融、物流、供应链管理、营销、信息服务等领域，完善跨国公司供应链体系，吸引更多外资在我国设立区域总部、研发设计中心、供应链管理中心、结算中心、物流分拨中心等，形成产业链和供应链系统完整布局、价值链全面发展的新格局。
第二，把利用外资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紧密结合。促进东中西部在利用外资方面协调发展，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要以推动中西部由“开放洼地”向“开放高地”转变为重点，继续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外资集聚能力，不断完善中西部面向国际的港口、口岸、公路、铁路、航空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适时修订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开放平台建设的支持力度;要推动东部地区的外资结构向服务化、高端化、集约化转型升级，继续发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的城市群优势，利用其在产业集聚、人才集聚、资本集聚、创新要素集聚等方面的优势，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要发挥我国区域间、城市间的成本差异优势和产业互补优势，形成东中西部、大中小城市之间分工有序、产业链融合、协同发展的格局。
第三，把利用外资与优化营商环境紧密结合。一是以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落实《外商投资法》为重点，加快投资审批、商事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建设稳定、透明、可预期的，以及竞争公平、服务高效便捷的营商环境。二是提高各类开放平台的发展质量。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要重点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方面拓展改革探索空间，更好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同时促进开发区利用外资结构的升级。三是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扩大政策创新空间，同时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完善安全审查制度和风险防范体系。
第四，把利用外资与推动创新能力开放合作紧密结合。外资的外溢效应有利于我国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业态创新和模式创新。对此，要继续发挥外资在推动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和作用，坚持引资与引智、引技相结合，建立良好的开放合作创新环境，不断完善吸引海外创新人才的税收政策及医疗、教育等保障措施。鼓励外资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针对关键共性技术、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等开展创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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